炮火里的一所大学
三所大学被战争赶出了自己的校园，最后在西南边城合为一所。它存在了八年，然后各自散去。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大部校舍被焚毁。当月月底，教育部于8月28日分别致函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指定三人筹组合组临时大学——消息传来时，三校都已被赶出自己的校园。
教育部正式下令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间1600余名师生分批抵达长沙，校舍是租来的湖南圣经学院与涵德女校。
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设17个学系。至11月20日统计，在校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职员148人。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此时南京已经告急，武汉震动，长沙也在日机的航程之内。
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女生、体弱者与教职员家属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入滇。
另有336名师生（另一说200余人）组成旅行团徒步西行，横跨湘、黔、滇三省，行程3200余里（一说3326里），历时68天（一说69天）。闻一多在信里写：『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他们沿途采集标本、访问少数民族村寨、宣讲抗日。
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底三路师生在昆明会齐。
由于昆明校舍紧张，文学院与法商学院先设在蒙自，借海关、洋行与民房上课；理、工两院在昆明。一年后蒙自分校结束，全校集中昆明新校舍。
日机频繁轰炸昆明。学校把上课时间改为上午7至10时、下午3至6时，每课40分钟，警报响即停课，解除后一小时内复课；白天躲警报，晚上也要接着上。三个学年里，每学期仍上足16至18周课。
因空袭频繁，一度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一年级新生就近上课，一年后撤回昆明。至1941年，全校发展到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这天全校师生在校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北返平津；师范学院应云南方面请求留昆独立设置，后来成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这一天距旅行团步行进入昆明，正好八年。
八年里在联大就读、任教者约8000人，毕业生人数各书记载不一（有2500余人与近4000人两种统计）。其中产生了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位『两弹一星』元勋与上百位两院院士。校歌里那句『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最后成真了。
时序部分尽量精确到时刻与日期。凡史料记载不一致之处（如爆破人数、炸毁路轨长度、现场指挥官姓名），均在正文中并列标出。
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舍或被占、或被炸。单独南迁没有一所扛得住，于是教育部令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再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由三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后两位常在重庆任职，实际由梅贻琦一人长期驻校主持。
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三省入滇。这不是一次浪漫的行军：昼行夜宿、翻山越岭，学生要边走边做社会调查、采集民歌。钱能欣与刘兆吉后来据此写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与《西南采风录》——迁移本身就成了课程。
新校舍的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教室是铁皮顶：下雨时雨点砸得听不见讲课，教授只能停下来等雨停。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一只兼作桌椅的『火腿椅』。图书仅有劫余的三四万册，实验仪器更少。到1943年下半年，教授的月薪只够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闻一多挂牌治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与几位教授夫人合制『定胜糕』提篮寄售——取抗战必胜之意。
三校传统不同：北大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清华重科学精神，南开从严求实。合成一所之后互不掩盖，反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校内言论活跃、被称为民主堡垒，也无行政敷衍：上课不点名，自习不督促，但学生几乎不缺席；期末考试、学分、补考、留级的规定从来没有废弛过。
八年就读与任教者约8000人，其中走出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多位『两弹一星』元勋与上百位院士。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一所大学仍然可以是一所大学。校训四个字——刚毅坚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