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四个多月,十四年
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不算大的爆炸划开了十四年的口子。从柳条湖的那次爆破,到哈尔滨失守、东北全境沦陷,中间只隔了四个月零十八天。这一夜的每一个小时都有记载,值得把它走完。
夜里,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着几名士兵(一说六名,一说七名),来到沈阳北郊、东北军北大营西南约八百米处的柳条湖,在南满铁路的路轨上安放炸药(多份记载称四十二包)。二十二时二十分左右,爆炸声响起。被炸坏的路轨,各书记载为一米五或两米——都不长。因为关东军要的是借口,不是切断铁路;据当时记载,事后仍有一列火车从这段轨道上安全驶过。
埋伏在附近的日军守备队随即向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指挥官姓名,不同史料分别记为今田新太郎大尉与川岛正大尉)。北大营驻的是东北军精锐第七旅,装备齐整,素有模范旅之称;那一夜恰是发饷日,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值勤的是旅部参谋长赵镇藩。
日本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以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诬称中国军队在北大营西侧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这是“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主力,先发制人。
枪炮声起来后,赵镇藩电话向上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城里为父亲做寿,北平的张学良一时联系不上——那一夜,张学良在北平前门外的戏院里陪英国公使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荣臻最终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关于“不抵抗”方针如何形成、责任在谁,各方史料与海峡两岸学界长期存在不同解释,本站如实记录分歧,不作定论。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命令: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于沈阳,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越境增援。柳条湖只是一次爆破,向沈阳和东北各省派出的师团却是成建制的战争行动——后者才是事变的实质。
日军攻入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声率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与之展开巷战;北大营方面,第七旅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下令还击,部队且战且退。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交涉,得到的回答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沈阳城。东北当局及辽宁省的党、政、军、财、教育各机关,连同兵工厂、飞机场、银行被全部侵占;臧式毅被俘,荣臻化装出走。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即在十八亿元以上,损失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机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步枪手枪十一万余支。
从九月十八日夜到十九日,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的日军守备队全面出动,先后占领复县、海城、盖县、大石桥、营口、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以及安东、凤城等地。当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日军攻占长春南岭兵营,长春沦陷——此前熙洽已向南岭守军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召开紧急会议,于事变第二天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事变并非偶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并直接批驳日方散布的谎言。此后东北各地开始出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
九月二十一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主力占领吉林。
至九月二十五日,关东军已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长春、吉林等三十余座城市和十二条铁路。此时距柳条湖那一声爆炸,只过去了七天。
关东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方向推进。十月八日,日机轰炸锦州——此前张学良已把东北的军政中枢转移到这里。而就在不到一周前的九月三十日,日本代表刚刚在国联理事会要求撤兵的决议上签了字。
十一月四日,关东军嫩江支队向嫩江桥北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三个旅五个团共一万六千余人迎战,是为江桥抗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成规模抵抗。血战十余日,终因伤亡惨重、援绝无继而不得不弃守。
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大部随之沦陷。
十二月下旬,日军以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师主力渡过辽河,月底进攻大虎山。
第二十师司令部率混成第三十八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各旅奉命撤退至关内,东北最后一个军政中心就此放弃。
锦州失守不到一个月,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迅速转向这座国际都市。各家史料普遍指出,此举在客观上掩护了日本在东北推进“建国”的进程。
一月下旬日军自长春北犯哈尔滨,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组织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日,自卫军伤亡惨重后撤往宾县。二月五日,北满最大的城市哈尔滨陷落。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四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军的统治之下。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也是一个此后需要十四年来挽回的开端。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占中国领土,要求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恢复原状并赔偿中国损失。次日理事会向中日双方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防止事态扩大——这份通告没有谴责侵略者,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同等看待,对此后十七个月的处理方式定下了基调。
日本一面在国联承诺准备撤兵,一面继续扩大占领。十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限日军于十一月十六日前撤兵的决议,因日本反对而未能生效。十二月十日,国联理事会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中国争取的是立刻撤兵,得到的却是一次调查。
调查团由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团长为英国的李顿爵士,一九三二年四月才抵达东北。九月四日报告书写成,十月二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以大量事实否定了日方的“自卫”说辞,确认东北是中国领土、所谓“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产物;但它既不指名日本为侵略者,又在建议部分主张“满洲自治”、聘用外国顾问、容忍日本的特殊权益。当时的中国舆论批评它“名义上尽量尊重中国,事实上充分迁就日本”。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特别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当场退席。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十七个月的交涉,没有让一支日军撤出东北,只留下了一份绥靖的记录。
时序部分尽量精确到时刻与日期。凡史料记载不一致之处(如爆破人数、炸毁路轨长度、现场指挥官姓名),均在正文中并列标出。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获得东北南部的特殊权益,逐渐把这片土地视作“生命线”。一九二七年的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此后,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冲击日本,军部急于以对外行动摆脱困局;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修铁路、开港口,与英美资本往来,又被日本军部视为对其“特殊利益”的威胁。一九三一年春夏,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接连被用来煽动国内舆论。这些因素叠在一起,让关东军判断:动手的时机到了。
当时东北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随张学良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的十一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仍有二十余万;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写下这组数字,不是为了说“当时能打赢”,而是要说清楚:把兵力优势变成溃败的关键变量,从来不是兵力本身,而是那道“不准抵抗”的命令。
关于这一方针究竟由谁最终决定、如何形成,档案、回忆与海峡两岸学界的研究长期存在不同结论,至今仍在讨论。本站只记录能够确证的事实:那一夜北大营接到的是什么样的命令、部队是怎样撤离的、沈阳是怎样丢的;至于责任归属,我们并列各方记述,不作取舍——这与本站第四条编辑原则一致:承认不知道。
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拒不执行命令、下令还击;警务处长黄显声率沈阳公安总队与日军打巷战;马占山在嫩江桥率一万六千人迎敌十余日;李杜在哈尔滨率自卫军血战五天;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第二天发表宣言,此后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后来汇成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一曼这些名字,都是从这一夜之后走进这片林海雪原的。抗战的起点之所以定在1931年,正因为抵抗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国民政府把遏制日本的希望寄托于列强出面干涉,向国联申诉、三次抗议,并一度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但英、法、美在当时都不愿为东北与日本直接冲突,日本则以调查团争取时间,在调查团抵达之前就把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并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抢先宣布“建国”。国联最终没有制裁任何人。这一段对理解后来的十四年很重要:在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国际秩序里,弱国唯一能依靠的,是自己的持久抵抗。
从这一夜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签下降书,中间隔着十四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抗战被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算起;后来人们在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的六年抗战中重新看清了这条线,中国逐步在国民教育与史著中把“八年抗战”的表述全面落实为“十四年抗战”。本站因此把起点定在这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二十二时二十分。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事变当夜下达第29联队进攻沈阳、第二师团增援的命令。
事变当晚的第一份诬陷电报即以其名义发出;后赴天津策动溥仪出走,是伪满洲国的主要炮制者。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提出所谓“世界最后战争论”,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事变当夜采纳并批准全面进攻计划,下达向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作战命令,被视为事变的最高直接责任人之一。
事前已知悉阴谋并暗中通知关东军提前行动,事后在内阁会议上为侵略辩护,并擅自命令驻朝鲜军越境增援。
以上为加害方责任人。本表依据公开史料记录其职务、罪行与判决结果,不作任何形式的评价性表述;涉及人数与刑期存在不同记载的,以公开档案为准。
其他相关地点: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与“残历碑”(碑体为一本被撕去9月18日这一页的台历)、柳条湖事件发生地碑、北大营旧址。长春:伪满洲国相关遗址见城市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