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窑洞里的讲演，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武汉告急。“亡国论”和“速胜论”同时流行。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用九天时间做了一场讲演，回答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这场仗，到底能不能赢、要怎么赢。
全面抗战进行了十个月。台儿庄大捷之后，“速胜论”一度抬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亡国论”又沉渣泛起。一个战局稍好就喊速胜、一个城池失守就喊亡国——两种说法其实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错误答案：中日双方到底谁强谁弱、这场战争会怎么发展。
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连续作《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此前他刚写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听后建议“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遂决定先讲、再把讲稿整理成书。
讲演稿经毛泽东整理修改后，先在延安油印出来供党内传阅。油印本数量有限，前线干部更难得到，于是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
七月一日——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全文刊出，全文约五万字。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封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扉页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党中央决定向国统区发行。七月二十五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相继印出铅印订正本。
傅作义令所属各部官兵阅读，并在军政干部学校组织学习；卫立煌让秘书找来文本陪他研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读后极为叹服，向蒋介石推荐，并把全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此通令全国，把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读后称其为“绝妙的教科书”，并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此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与《论持久战》预判的轨迹几乎重合。日本《改造》《读卖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也开始以节译、编译的方式介绍这篇文章。
《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翻译的英文版，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在上海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分四次连载，题为 Prolonged War，杂志社还秘密发行英文单行本，在上海的外国人士中传播。
周恩来从武汉把《论持久战》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专为英译本写下序言：“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一九五二年，《论持久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从延安的一孔窑洞出发，这篇讲演最终成为这场战争中流传最广的一篇战略文献。
时序部分尽量精确到时刻与日期。凡史料记载不一致之处（如爆破人数、炸毁路轨长度、现场指挥官姓名），均在正文中并列标出。
全面抗战十个月，人心浮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台儿庄一胜，便说再打几个月就能赶日本人下海；徐州一丢，又说中国武器装备如此落后，再战必亡。《论持久战》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亡国论”和“速胜论”放在一起分析：它们看似相反，病根相同——都只看了力量的一个侧面。
毛泽东把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摆开：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由这四个特点推出一个结论：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战争必是持久战；并预见它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相持阶段时间最长、困难最多，却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战局转入相持，正是这一预判的兑现。
全文最响亮的两句话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由此出发，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民众、实行人民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被进一步明确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与坚持，就是这一判断的展开。
它先在党内油印传阅，再公开出版；进入国统区后，傅作义、卫立煌等将领组织研读，白崇禧把它的精神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在战争最吃紧的时候，一篇共产党领袖写的文章，成了两党都接受的抗战战略指导——这是理解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切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算起的八年，与《论持久战》预见的“防御—相持—反攻”三段轨迹基本重合；如果把一九三一年的东北计算在内，这条“持久”的轨迹则延伸为十四年。这篇文献的分量，不在于它预言了哪一个日期，而在于它在所有人都在猜测结局的时候，给出了一套可以被检验的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