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武器，活人实验，以及一场战后的交易
在常规武器之外，日本还建立了一整套被国际公约明确禁止的东西：用活人做实验，用细菌做武器，再把这一切包装成“防疫给水”。这一章必须写，也必须写得极克制——只写有据可查的事实；数字有分歧的，并列。
陆军军医学校内，石井四郎主持设立“防疫研究室”，初创时只有几个人。石井刚从欧洲考察回国，四处游说：既然生物武器威力大到需要被国际公约禁止，日本就更应该发展它。参谋本部特批二十万日元扩建。石井随即提出：在日本国内不能做的事，到中国东北就能做。
研究机构整体迁到被占领的中国东北，在哈尔滨以南约七十公里的五常背荫河设立秘密细菌实验场，因成员多来自日本千叶县加茂地区，对内称“加茂部队”。反人类的人体实验自此开始。此后背荫河接连发生越狱与弹药库爆炸事件，日方遂决定另建规模更大的新基地。
一九三六年，经参谋本部呈请、以天皇敕令（军令）正式成立关东军防疫部，选址哈尔滨以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区，石井四郎任部队长。同年敕令建立的长春“关东军军马防疫部”，后来改称第100部队。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伙军医的私自行动，而是有敕令、有编制、有经费的国家建制。
平房基地建成：核心区域约六点一平方公里，建筑八十余栋，其中四方楼约一万五千平方米，内设监狱、解剖室、焚化炉与细菌培养车间。据记载，参与修建工厂要害部门的中国劳工在建成后即被杀害灭迹。
一九四〇年七月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人员扩编至两千人；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前夕改用番号“满洲第731部队”，最终编制约三千人，下设四个支队。与它配套的细菌战部队遍布各地：长春第100部队、北平甲字第1855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直至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整个网络有七千至八千名人员。
被关押的实验对象被称为“马路大”，意为“原木”——有无辜平民，也有被宪兵队“特别移送”的抗日志士、八路军战士，乃至妇女儿童。实验包括细菌感染、冻伤、压力与活体解剖。原部队队员的证言记录了对感染梅毒的中国女性实施活体解剖的细节：“她们从麻醉中醒过来，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据多方记载，仅在平房基地，死于活体解剖与细菌感染的中国人至少三千人。
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战斗中，731部队首次将细菌武器投入实战，向水源地投放污染性细菌。对手是苏军，但此后它主要的投放对象，是中国的平民。
一九四〇年七月，石井四郎亲自率领远征队飞抵浙江，将七十公斤伤寒菌、五十公斤霍乱菌投向宁波、金华一带的水源地与居民区。染病者上吐下泻、皮肤溃烂；义乌一个村庄因鼠疫流行，全村四十三人仅存一人。
十月二十七日，一架日机飞临宁波上空，没有投弹，而是撒下掺有鼠疫杆菌的麦粒与棉絮。鼠疫随即暴发，短时间内百余人死亡。这种投撒方式后来成为日军细菌战的典型手法。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日机在湖南常德上空撒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与棉絮，疫情蔓延至桃源、澧县等地。关于死亡人数，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考证为至少七千六百人，另有记载称疫情前后持续数年、逾一万五千人丧生——本站并列，不作取舍。
日本投降之际，731部队奉命系统性销毁证据：炸毁设施与建筑、焚毁档案、杀害全部幸存的被关押者。焚尸炉来不及处理的遗体被露天焚烧、草草掩埋或投入松花江。石井四郎带着实验数据逃回日本。
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的专家陆续赴日，向石井四郎等主要成员调查细菌战情况，并以约二十五万日元购得资料。一九四七年美国国务院密电写明：“细菌战资料对美国安全的价值，远比起诉战犯重要。”以此，731部队成员整体免于起诉，石井后来甚至成为德特里克堡的顾问。东京审判对细菌战罪行只字未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山田乙三等十二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判处二年至二十五年不等。这是细菌战罪行最早、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成建制的司法清算——它发生在东京审判之后，处理的正是东京审判没有处理的问题。详见本站专题《审判》。
一九五八年，731部队成员在日本成立“房友会”，石井四郎与继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均出席成立大会，并刊发内部刊物。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石井四郎病死于东京，终年六十七岁。北野政次战后进入制药行业任高管，终未受审。受害的中国民众，至今没有得到一句正式道歉。
时序部分尽量精确到时刻与日期。凡史料记载不一致之处（如爆破人数、炸毁路轨长度、现场指挥官姓名），均在正文中并列标出。
731部队的对外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伪装的一部分：以防疫之名行研发生物武器之实，以给水部队的名义在中国各地建立投撒网络。伯力审判中，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供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名称只是一种掩饰，其实是一个准备细菌战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特种部队。”
从东京的防疫研究室，到背荫河，再到平房基地；从敕令建制、特批经费，到遍布中国、东南亚的配套部队网络——731部队的每一步都是国家行为。一九二五年日本已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也就是说，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本国签署的国际法的公然违背之上。
细菌战的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精确统计：瘟疫会持续传播，又与战时的饥荒、医疗崩溃相互叠加；而最重要的档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成批烧毁。本站对所有数字一律采取保守表述：平房基地遇害者写“至少三千人”（多方记载的下限），常德疫情并列“至少七千六百人”与“逾一万五千人”两种记载。这不是含糊，而是对证据的诚实。
战后美国为独占细菌战资料，与731部队达成不起诉的交易。这笔交易的代价是：东京审判对细菌战只字未提，主要责任人无一人因此受审，而受害者的苦难长期湮没。直到一九九七年，王选等中国受害者家属将日本政府告上东京法庭；二〇〇二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首次认定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以国家责任等理由驳回赔偿请求，上诉审维持了这一结果。事实被法庭写下，赔偿至今没有到来。
哈尔滨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建在基地遗址之上。馆内人体实验展区陈列着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是直接证据。遗址区内仍可见四方楼残迹与焚尸炉遗址。湖南常德、浙江衢州等地也建有细菌战受害纪念设施。
细菌战体系的创建者与主持者，亲自率队实施浙江细菌战；战败前下令销毁罪证。
石井四郎的继任者，主持平房基地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活动的后半程。
关东军最高指挥官，统领包括731部队在内的细菌战体系。
以上为加害方责任人。本表依据公开史料记录其职务、罪行与判决结果，不作任何形式的评价性表述；涉及人数与刑期存在不同记载的，以公开档案为准。